科举不仅仅是高考

科举制的作用:垄断了一半的官职,控制着基层管理。整个国家围绕着科举制运转。

由于近代的屈辱历史,科举制常被国人批评,被认为是腐朽僵化的东西。但科举制背负这种骂名,实在是堪比“窦娥冤”。如果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座大厦,那么,科举制就是大厦的顶梁柱。

国外学者就不乏赞美之词。日本学者原胜郎:“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文明,它是中国文明的顶峰。”英国人格尔斯在1835年指出:“科举是古往今来的其他伟大的君主制度所无法相比的。也许这就是他们所创造出来惟一值得保留的制度。”

从科举制出发,你才能摸透传统中国的政治、社会和经济。中国科举制度鼎盛于明清,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清朝科举制。

有不少人认为,现在的应试教育和高考就是古代科举制的翻版。这无疑是太高看高考了。

童试每三年举行两次,每次考三场。但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参加童试,必须有一名士绅(很重要的概念,后面会讲)的担保,证明其品行,方可参加,这就是准考证。

第一场考试是由知县(县长)主持的县试,写两篇八股文和一首五言格律诗,很考验真才实学,一个小错误就会被淘汰。

第二场是由知府(市长)主持的府试。府试比较简单,考题与县试相同,旨在确认没有作弊,不是侥幸通过县试的。

通过了这两关,考生就能获得一个身份,叫做“童生”。清朝童生的数量平均每次25089人,清朝的平均人口是现在的1/4,对应高考录取的前10万。最近几年985高校每年录取总人数16万,前10万就到了39所985的生源质量第24名:西北工业大学。

也就是,童生是西北工业大学以上的水平。传说中的“人人985”,至少在清朝成为事实。

清朝童生的平均年龄是17岁,略低于大一新生的年龄18-19岁。童生这个身份没有任何特权,仅仅是一个称呼而已,没有实际作用,不在功名之列。

第三场是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。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,进士出身,是皇帝亲自派遣的,向中央负责,省长指挥不动。

通过院试,就是我们熟知的“秀才”,他们有一些基本特权,例如见官不下跪,受审不用刑,不用服徭役等,这才算真正有了功名,脱离了平民阶层。但是不能做官,经济特权很少,还得靠家里养活。一旦家境变差,就成了穷秀才。

秀才的录取率怎样呢?清朝260年历史,累积了400万左右的童生和60万左右的秀才,乍一看录取率达到15%,挺高的!但是,秀才不像高考这样一考定终身,童生每次都可以去考秀才,因此参加院试者只会越来越多。清朝秀才的平均年龄24岁,比童生平均年龄大7岁,也就是每次的秀才录取率在2%左右!

秀才相当于什么水平呢?还是跟985高考类比,10万的2%是2000,2019年清北共录取本科生6372人。秀才就是清北前30%的水平。

如果再具体点,中国共计2846个县级行政区,秀才大致就是中部省份县状元的水平。

可见,能考中秀才的,已经是天才了,值得我们膜拜。因此,很多人考到头发须白,仍然是童生。清朝道光年间,广东就出现百岁老人参加院试的事例。

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,在省会,当地士绅为他们提供盘缠。由皇帝挑选的两名进士担任考官,必须来自外省。

考试地点就是我们熟知的“贡院”。南京有个著名景点叫“江南贡院”,就是江南的秀才们来参加乡试的地方,可容纳2万多人。考试也分三场,但是时间紧凑,全部在贡院完成。八月初八-十六日,三进三出,吃喝拉撒都在小小的考房里,考完就是精疲力竭,跟动了个大手术差不多。

30-45天公布结果,清朝规定每次的举人名额只有1400名,竞争可以用惨烈形容,因为秀才可以不断去参加乡试,竞争者只会积累得越来越多。中榜者叫举人,第二天总督会设宴款待这些新科举人。举人回家就叫“衣锦还乡”,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1岁,真正的年轻有为、人中龙凤。

中举的概率有多少 呢?钱茂伟在《国家,科举和社会》中讲明朝的中举率是3.95%,清朝的人口是明朝至少3倍,举人名额只是略微超过明朝的1000-1200名,所以,清朝的中举率不会超过1.5%。蒲松龄19岁中秀才,考到70多岁都还没有中举。

秀才相当于清北学子中的top30%,举人又是秀才中的top1.5%,也就是每年清北的top0.45%:前30名,基本上就是省状元的水平。但是,与高考每年都考试不同,乡试每三年才考一次。所以,中举的实际难度高于省状元。

举人的特权就很大了。举人拥有很大的免税权限,完全可以靠免税的田租养活一家人。他还可以把免税额度卖给别人,每年都可以躺收一大笔钱。举人还有做官的资格,如果不打算继续进考,国家会安排一个副县级职位。所以有穷秀才,但是举人的称呼统一是举人老爷。

所以,范进中举为什么会高兴到发疯?就是这个道理,真正进入到了特权阶级,实实在在地光宗耀祖。

在乡试中落榜,但显示出较高造诣的秀才,可以被授予“贡生”头衔,相当于副榜。他们可以直接保送进国子监读书,相当于现在的清北和教育部的合体,享受更好的教育条件,继续考举人,但是他们没有免税特权和做官资格。蒲松龄在72岁时成了贡生。

会试安排在 乡试之后的第二年三月,地点在北京贡院,主考官是中央的一二品大员。 会试三场的内容与 乡试一样,中考者授予“贡士”头衔。一个半月后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。

殿试只有一场,写一篇 实务策即可。参加殿试者会全部授予“进士”头衔:一甲三名,状元、榜眼和探花;前30%是二甲;其余的都为三甲。因此,贡士=进士,殿试只是负责把他们分级。

赐予进士的概率很高。清朝规定每10名举人有1人中进士,也就是10%的的得奖率。清朝260年历史,总共产生26767个进士头衔,平均每次238人,而每次举人数量是1400名,比率是17%。

举人的前程和进士相差极大。举人只能当副县级,一辈子都很难爬到县令的岗位,而进士最差也是县令。他们不会一开始就当大官,毕竟没有从政经验,而是去翰林院和六部做一些秘书类工作,但是由于天天与人见面,前途无量,拜相封侯不再是梦想!

考中进士也成为读书人的最高梦想,只有屡试不第、年龄偏长的举人,才会退而求其次,做一个县里面的芝麻小官。

古代有一种神人,叫“连中三元”:在乡试-会试-殿试中,全是第一,也就是举人第一、贡士第一和进士第一。这样的人有17位,其中清朝3位。

更恐怖的是,其中还有两人连中六元,就是县试、府试、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,全部第一,是明代的黄观和清代的钱棨。黄观,皇冠,可见取名挺重要的。

而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,也是文曲星下凡的大天才。王安石21岁中进士,张居正23岁,晚清几大重臣也不遑多让:曾国藩和张之洞27岁、李鸿章24岁。还有权倾天下的严嵩,25岁。这些人也算半个神人了,有时我在想,在智商和天分的碾压面前,一切都是徒劳。

我在知识星球发过一个长帖:一个好的政体,必备两个条件:1、精英统治,文明的成长是精英推动的;2、阶级流动性,保持平民与精英之间的顺畅迭代。科举制同时起到了这两个作用。

除了极少数“贱民”,科举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,无论其血统、家境和宗教信仰如何。相比挣钱,读书受到的经济条件束缚无疑小得多,纸张早已普及,获取书籍的成本也很低廉。这就极大保证了平民的阶级上升之路。

名门望族可能会因不肖子孙而败落,低微者则会因为在科举中登第而发达。而且,通过了考试,有了功名和学历,个人的声誉和地位都得到了社会的承认。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不是夸张而是事实,古代读书人的地位比现在高多了。人们“凿壁借光”“悬梁刺股”,也要拼命读书。

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前,还不忘“逼迫”慈禧太后赐给他一个进士身份,当时他已经62岁。可见这个功名(学历)有多么重要。现在的达官显贵们,喜欢混个MBA或者博士教授头衔,是一个道理,比如前工行行长、现证监会主席易会满,就在我所就读的院系拿了一个管理学博士学位。

根据可靠的明清史料,在明朝,47.5%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家庭。在清朝,19.1%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家庭,18.1%来自于只出过一两个秀才的家庭,两项合计37.2%。

地区分布也较为分散,基本按照人口密度来。在清朝总共26747名进士中,前两名是江苏2920、浙江2808,合计占21%,江浙两地的人口7500万,占全国19%。倒数两名是甘肃289、广西568,合计3%,两地人口2200万,占全国5%。

因此,中国没有种姓制度,也没有世袭贵族,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。胡适说过:“科举制度十分公正,是一个公正的制度。”孙中山亦曾言:科举制度“平民政治”,而且优过“民主政治”,是“极端平等政治”。

而现在,以清北为代表的985高校,农村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,甚至发生助学金没人领的神奇事件,以各种名目扩大的自主招生项目,加剧了这种情况的恶化。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。

清朝每次产生举人1400名,总共15万左右;每次产生进士238人,总共26747人。由于举人和进士都是终生制,人数只会积压得越来越多。这还不包括贡生和秀才。

清朝总共有2.7万个官职,其中文官2万。功名者占了文官一半,另一半是非正途加官进爵。官员基本会长期待在官僚系统内,退休和革职产生的空缺并不多。

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矛盾:科举及第者的数量比官职多出太多!所有的进士都能得到较高官职,1/3的举人也能在县里谋个一官半职。但是,另外2/3的举人、全部贡生和全部秀才,这些近百万的有功名者,该怎么安置呢?

无处安放的读书人,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,都是社会的定时炸弹。古人很聪明,给出了答案:士绅。前面已经多次提过了。到1850年,中国的士绅总数是110万,绝大多数都是读书人。

士绅是一个被国人普遍忽视的群体。若被问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,大家一般会想到农民、官僚、皇帝和宗亲,但其实,自宋代开始,士绅才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结构。

金观涛在《中国思想史十讲》中提到一个概念:家国同构。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,国是家的同构放大体。父权是家庭的权力核心,皇权是国家官僚的权力中心,君是全国所有家庭的父亲,所以叫君父。这种家国同构,是中华儒家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。这个我在《》提过。

中国历代专制王朝都有一个基本特征:皇权不下县,政府机构只到县一级。这种安排是出于管理成本和管理收益的权衡。清朝的县的平均人口25万,但真正属于政府官僚的,每个县不到十人。其余的钦差衙役没有编制,称之为“吏”。所以,“官”和“吏”是不同的概念。

前面已经说了,秀才、举人、贡生等等这些功名者,都有一些特权。但他们并非官僚集团的一部分,而是地方官与百姓之间的中介人。县官没有能力、也没有兴趣管辖具体的地方事务,他只负责收税和防止民变,这就需要借助士绅来管理具体事务,而士绅反过来又能增进当地的福利,保持自己特权存在的合理合法性。

士绅协助县衙收税、维护地方治安、协调家庭矛盾、兴办教育和其他一些公共工程,还捐款修缮当地庙宇和古迹,组织举办一些孔庙祭祀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地方志,也是他们编撰的。乡亲们遇到麻烦,第一时间不是去县衙,而是找士绅。

在动荡年代,若政府不能提供保护,士绅也会组织团练乡勇,修建防御设施,上阵御敌。曾国藩的湘军,就是将湖南各地的团练整合起来的。

还有一点,当农业年景不好时,士绅往往以百姓的名义要求减税,而当要求获批时,收益最大的恰恰是士绅自己而不是百姓。

而且,士绅的身份与县官是平起平坐的,他们出入县衙时神情自若,不会像老百姓那样畏惧,在一些利益冲突上会与县官分庭抗礼。若对士绅有意见,县官无权处理,必须禀告上级学政,否则士绅还能弹劾县官。民间始终有一股势力能抗衡政府,双方结成微妙的平衡。

所以,古代的基层治理与现在是很不同的。基层社会的自治性、地方精英与国家的协同效应,比现在好很多。黄仁宇在《中国大历史》对此有个生动的比喻:潜水艇夹肉面包。两块硬硬的面包皮夹着厚厚的蔬菜和肉。面包皮一个在上,是国;一个在下,是家。中间的肉和蔬菜就是士绅。

朝局动荡、政治斗争,哪怕是改朝换代,士绅和士绅控制的基层往往是比较平静的,铁打的士绅,流水的官府。

士绅在官场和民间如鱼得水、左右逢源,他们了解本地实情,又擅于与官员打交道,获得了统治乡村的正当性。士绅也因此能享受到“当官瘾”,时刻彰显着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和相应特权。

徐中约把传统中国称为“士绅国家”,钱穆把古代社会称为“士大夫政权”,这是很有道理的。

科举制就像一个蓄水池,中国人的能量向它注入,然后再从它流出,由此形成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转。

而读完这篇文章,你可以认真思考下,现在的高考、学历、公、就业等诸多社会现象,实际上是科举制的继承。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斩断与过去的联系,更何况是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呢。

科举制的解读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课题,本文只是小试牛刀,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展开,比如官场潜规则、士大夫精神、士绅经济。以后再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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